#文手炫技15题：

9.写一篇简短的新闻报道。符合新闻体裁与正常逻辑的同时，试着让人怀疑报道的事件后面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lo主仅有的一节跨选传媒专业的课基本都翘掉了，这并不是一篇标准的新闻稿，也不简短，更没有阴谋。

搞对象不能算阴谋。

写的时候脑子里都是“替伪政府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张目”这几个字（蹬腿#

明楼 没有阴谋的政治家

稿源：新政府人物周刊 作者：本刊记者 日期：1939.11

在愚园路1136弄的一座灰白二层小楼里，清晨对每个人的意味是不一样的。

 

一位围着青莲色围裙的佣人为我打开了门，把我径直引到餐桌上，恰好明楼先生也从楼上下来，身后跟着他的秘书。

 

“幸会，您是想先参观一下，还是先用早饭？”

 

我的职业素养告诉我选择前者，而我的胃和嗅觉迫使我选择后者，那位秘书先生对我露出了一个赞赏的神色，看来在漫长采访的刚刚开始，我便争取来一位盟友。

 

就在新货币政策提出前没多久，我的主编在举着一排领带向我咨询意见时抛出了一个没头脑的问题。

 

“你说新政府经济司新上任的明先生，衣服总是搭配得那么熨帖，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句显而易见的抱怨，然而却引发了我一探究竟的好奇心。经过熟人联系以后，明先生非常大度的允许我作为影子跟踪一天他的生活，并且将其撰写发表出来。

 

明家的早餐并不比其他上海市民更加丰盛，一碗小馄饨搭配几颗烧麦。期间这栋房子的女主人风尘仆仆归来，她下巴的线条和明楼先生十分相像，透着坚毅果敢。

 

直到此时我才仔细观察明楼先生，30岁上下，头发背过去，没有穿西装外套，袖子卷上去露着半截带着肌肉线条的手臂，比平日里出现在报纸头条的时候要放松得多。他起先吃得很快，到是阿诚先生（是的，这时我们已经互相介绍了）给他又加了几个烧麦以后突然细嚼慢咽了起来。

 

早饭过后阿诚消失了片刻，再出现时手里边奇迹般的多了大衣和公文包，明楼先生穿上大衣之后转身由阿诚给他按了按领子，环绕一圈，没想到诺大个明公馆里竟没有穿衣镜，只能使“以人为镜”的老法子。

 

八点一刻我们方出了门，一路车开得不紧不慢，看来明长官也是踩线上班的一把好手。非常遗憾的是，直到离开明公馆，也没有看到明家的小少爷明台，对此明长官是这样解释的：

 

“年轻人有不享受清晨的特权，由他睡吧。”

 

整个早晨，明先生都在浏览各种数据，每隔半个小时阿诚会进来填一次茶水，书架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的位置，大部分都是经济学的著作，出人意料的是，却有一整套《布登勃洛克一家》。

 

“阿诚的书，他总喜欢这些时髦玩意儿。”

 

第三次茶水时间之后，明先生开始把我也当作秘书使唤了。

 

“帮忙把这份文件递给阿诚，右拐第二间屋。”

 

秘书处比想象中要大很多，使新政府照常运转的幕后人员也比本以为的要多很多，阿诚先生占用了最深处的一整个隔间，桌上立着两只信筐，左边的放活动邀请函，右边塞满了为明先生拟好的各种讲话稿，阿诚先生裁开信件，看了两眼便收在最下面的抽屉里，关上的时候还用手压了一下，抽屉快要放满了。

 

桌子上最醒目的是足有一个指节那么厚的日程本，侧面看过去大部分纸页已经泛旧，按照日期排好了方格，深色墨水记明先生的日程，浅色墨水是阿诚先生自己的日程，大约是同一件事情总要两种墨水写两遍很令人厌烦，写着写着浅墨水就简略成了一个对勾。

 

要我看，这一个对勾也能省去。

 

新政府院墙的后面有一棵树被称为“幸运儿”，因为它遭过雷劈，还躲过了上一个夏天的台风。王阿婆就住在这棵树的后身，和新政府一街之隔。据她描述，只要是天气好，总有两个年轻人雷打不动的在树下面吃午餐。阿婆从来没把他们和报纸头条上的人物联系起来，实际上，这片从经济司办公室就能一览无余的居民区是整个上海离新经济政策最为遥远的地区之一。王阿婆说不清为什么一样的沙瓤西瓜隔一周价钱就会不一样，她对于新政府的认识仅仅来自于这两位在午餐时出现的年轻人。

 

“小伙子心肠好的呀，总是帮我提水果，我就用空罐头把自己腌的小鱼干装起来给他们，那个大眼睛的小伙子转天再把罐头洗干净还回来，有几次是那个岁数大一点的来的，说生病了所以换他来。哎呀我说在那大楼里工作就是累的呀，不如自己做点小生意划算。”

 

利用午饭后稍微清闲一点的时间，我和阿诚先生讨论了每个给老板打工的小职员都会遇到的问题。

 

“像您这样24小时都和明先生在一起的，岂不是没有下班的时候了。”

 

“我都算着数呢，明先生就开给我一天八小时的工资，他要是到了该睡觉的时候让我加班，第二天白天我会把工时扣下来的。”

 

然后阿诚先生给我展示了厚厚一本素描册，都是他利用“扣工时”取得的成果。作为交换，我分享了如何通过拔电话线躲避催稿的技能。

 

为了让上面这一部分过审，阿诚先生又补了一段话。

 

“他虽然只有八个小时是我的长官，却有二十四个小时是我的大哥。为大哥做事，天经地义。我们两个，力气总是往一处使的。”

 

我还代表主编询问了领带的问题，阿诚先生听后笑了很久。

 

“大约是在巴黎时遇到了品味好的舍友，被熏陶了吧。”

 

说这句话时，我突然发现阿诚先生的领带和明先生的口袋巾是搭配的，看来和一个好品味的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确实是一件顶重要的事。

 

整个下午，明先生都在一个小型会议中与各方周旋，这也是一天中唯一与报纸头版上的明长官形象所接近的时刻。对于他的贴身秘书阿诚来说，正襟危坐的明长官反而是少见的，更多的时候，他面对的都是一个学者式的人物，一个日常化了的奥德修斯，从上海到巴黎复又折返，以漫游为形式，追寻一种更为深层的秩序。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会成为上海从混乱中脱离出来的一个契机。

 

在即将下班的时刻，明楼先生对于我被迫跟着他经历了“充满了数字的无聊的一天”表示了歉意。这场采访确实和计划中不太一样，我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个铁腕的政治家，一个在谈判场上左右风云的商人，然而这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我向明楼先生大致地复述了上面这段感想，他抿了一下嘴，反问了一个问题。

 

“那么女士，您认为我是在做什么样的事呢。”

 

我没有回答他。实际上，在开着台灯敲下这篇稿件的此刻，我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它太过庞大，又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在这个矛盾倍出的时刻，我们反而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关于“意义”的问题，而且也总有人热衷于跳出来宣布自己思考的结果。

 

明楼先生想必也有自己的思考，鉴于他的答案有既可能将整个上海推入猝不及防的变革中，也有可能给上海带来新生，我们只能希望他思考得更为慎重一些。

 

仅此而已。

END